挑水也是一个淡出生活的词了，不但城市里早已供应自来水，现在乡村也都普及了饮水工程，一拧龙头，水就流到锅里。扁担和水桶也成了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的藏品。
我之念念不忘挑水，是因为它刻骨铭心地记载了一段我初入社会的生活。1966年“文革”发生，从“66届”到“70届”，5个年级的学生都积压在校园里，史称“老五届大学生”。我是其中的“68届”，年底才从北京毕业，被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（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），先在村里劳动一年，就与担子结下了难解之缘。
先说一下这个劳动工具担子，当地称为“担杖”，在我的印象里其他地方都叫“扁担”，扁而长。我的家乡是丘陵山区，多梯田，盛产麦子。麦子割倒后扎成捆，用一根铁皮尖头的扁担左右一插，担在肩上，挑回村里的场上碾轧脱粒。如果是挑水的扁担，则不用包铁皮尖头，而是平头带钩。那扁担的制作简直是一门艺术，先选一根笔直且如臂之粗的槐木，更有讲究一点的人则不肯取大树上的旁枝，而要从地上窜出的独苗，名“独窜子”，纹路清晰，弹性更好，其意类似蒜里的独头蒜。料选好后去皮，在烟火中煨烤使之出“汗”，再阴干。这又类似古代的竹简制作，先将青竹烤出“汗”来，使其不变形、防虫蛀，才好刻字、书写。就是文天祥说的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之“汗青”。木料定型后，再刨成长条扁平状。这样处理过后更有柔韧性，挑担上路，两头重物上下弹动，再配合挑担人的步法，不用彩排，直接上台，就是最美的舞蹈。山里的路爬高、下坡、拐弯，全靠这纯熟的舞步与所挑之物的律动配合。如果走路累了，不用歇脚，只需将扁担在后脖根上轻轻一捻，就实现了左右换肩，简直是在演杂技。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，是家乡的温暖，更是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乡愁。而当我经历了大城市里的中学、大学生活，再到塞外农村时，见到所谓的扁担则是一根极不规整的柳木棍子，甚至皮都懒得去退，更不用说煨软、取直、出“汗”、修扁了，压在肩上硌得肉生痛，可见当地文化的落后和塞外生活的粗糙。肩上的这一根“担杖”让我水土不服，有一种身处异乡的孤独。
在农村劳动一年后，我先被分配到县里工作，又调任省报驻当地记者，还是住在县城。虽不再下地劳动，但过日子还是离不了担杖。当时县城还没有自来水，日常生活还得挑水。新盖的土坯宿舍旁配有一口手压水井，三口之家，一天一担水足够吃用。
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未料之事。作为驻站记者少不了下乡，一年冬季正寒风凛冽，我接任务要到边境县去采访，前一天买好了长途公交车票，上午8点半发车。早晨7点钟起来，收拾行装，正要烧水下面条，水桶里却没水了。妻子就赶快把两个暖壶里的水全倒到锅里，我则急忙担杖上肩，到压水井上去挑水。走近井边，不想昨夜天气骤冷，手压铁柄与抽水井筒冻在了一起，比焊接的还牢，根本压不动。我的头“嗡”地一声炸了。一小时后我就要出远门，妻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，母子俩没有水怎么过？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抬起头飞快地扫一眼这周边荒冷的郊野，不远处有一个村庄，村口有一眼水井。河套地区水位高，井水浅，伸下担子就能提上水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心里闪过一线希望，飞快地向井边跑去。当我脱下担钩准备下桶，顿时傻了！原来天气太冷，众人打水，滴水成冰，井口愈冻愈小，已经伸不进一只水桶。这回可是陷入了灭顶之灾。扶着这根没有出过“汗”的柳木担杖，我头上却冒出涔涔冷汗，天都要塌了。我摇摇晃晃地挑着一担空桶跑回家里，见一碗热腾腾的挂面正摆在灶台上，上面还卧着一颗鸡蛋，就更羞愧难当。我将一对空桶摘下，把那根丧气的柳木棍子狠狠地摔在门外的台阶上。妻子连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怀里抱着的孩子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我说：“今天老天爷也与人过不去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，两口水井都冻实了，一个压不出水，一个下不去桶！”妻子也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她在一所中学教书，现在上课铃声快响了，仅有的两个暖水壶的水都已用光，今天不要说吃早饭，连喝口水都不可能了。她把孩子送到邻居家，回来看见那碗面还在灶台上，就端起送到我的怀里说：“班车也快到了，快吃两口出门吧。”一边又急着去找她的课本、教案，一股脑塞进书包里。我接过饭碗，只挑了一筷子，两颗泪就滚过了腮帮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是没有被生活逼到墙角里。
我哪里还能咽得下这口饭？看了一眼手表，抓过书包就往车站跑。老远就看见黄风中一辆老爷车正在靠站，我连喊带跑，跌跌撞撞上了车，找个位子坐下。车开了，刺骨的寒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我能感觉到脸上的泪水冰凉，赶快转过身去怕人看见。一面想着家里已经没有一滴水，妻子中午回来怎么做饭？估计剩的那一碗面就是她们母子今天的午饭。她还得一手抱着孩子到井上去压一桶水，但是如果阳光不给力，到中午压井还不能解冻呢？我不敢接着往下想。都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柱子一松，家就要塌的。
我看着车窗外，窗外是黄的天、黄的田野、黄的泥房子，北风呼呼地刮。汽车像一头老牛，喘着粗气，顶着风往前跑。我心里乱糟糟的，天地一片混沌。
一周后我出差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口大水缸，换了一副大水桶，又把那个该死的柳木棒子摔断，填到了火炉里。高贵的槐木，我的乡愁之木，这里是找不到的。我在附近工地上找到一根榆木棍，请木工刨平，又用砂纸精心打磨，两头装上绳索铁钩，努力追寻小时候那一种家的温暖。现在我已经独立成家，为夫为父，只好尽力苦中作乐，装点一下这苦涩的生活。
一个月后我回太原探亲，顺便联系工作调动。临走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挑满水缸。这个新水缸足足装下了7担水，直到一周后我探亲回来，缸里的水还没有吃完，母子俩未受一日之渴。
年底我调回了太原，在省会城市当然不用再挑水吃了，但曾经共患难的这两只大水桶我舍不得丢，搬家时带了回来。其中一只用来提煤，当时城里还没有通煤气，每天烧火用的煤要从楼下提到楼上，运水之桶变成了“火神”的摇篮。另一只桶反扣于地，上面铺上一块三合板，就成了全家的小饭桌。这两只桶与我厮守了十多年，直到我转了一个圈又调回到北京。
狂风有劲草，霜后枫叶红。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里，周围许多重要岗位上都是当年的“老五届大学生”。大家虽不是同校，却是同根，同是在基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人，见面自带三分亲。我在的国家新闻出版署，每年开一次各省出版局长会，这几乎成了我们“老五届”的“黄埔同学会”。白天议工作，晚上忆旧情。一次我说到当年的挑水之事，河北的张局长立即正襟而坐，也讲了自己一段吃水难的故事。他亦是响应号召毕业后去支边的，但比我走得还远，一直到了新疆。他刚结婚，小两口被安排在一个村劳动，环境之苦且不说，没想到在最普通的吃水小事上碰到了一个大难题。因为民族风俗之别，他不能用村里近在咫尺的水井。夏天吃水，要用毛驴车到5里外的水库上去拉；冬天就更麻烦了，要到水库里凿冰，拉回来化水。那时妻子已有身孕，他一个人赶车来到水库，先将毛驴车停在库外的大坝下，再翻过大坝下到库面上去凿冰。坝坡很陡，返回时抱着一块大冰往上爬，经常滑倒，连人带冰又滚回冰面，呼天不应，四野无人，空旷的天地间一个男子汉也不知几回偷偷抹眼泪。赶车回到家里还得强装轻松，说什么今天凿到了最好的冰。都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，其实一滴水里也浓缩着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影子。后来，老张退休后回到上海，“老支边”终于赶上了末班车，享受到大都市里的夕阳红。
水是生命的第一需要，它普通得常常被人忘记。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，曾让我们热血沸腾。而当理想变为现实，细思量，最难忘记的却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挑水、吃水的故事。木工刨单环机构端面齿厚齿槽宽盐雾试验